心理学家约翰达利：袖手旁观效应-这么多人在场，总有人帮

1964年3月13日，纽约奥斯汀街发生了一宗谋杀案。年轻女子凯蒂·吉诺维斯在下班回家的途中，被狂人温斯顿·莫斯利杀死。案发时间为早上3时20分，但直到3时50分才有人报警，期间长达半小时，附近至少38人看到或听到女经理的反复呼救，却没有一个人出手相救，甚至没有一个人报警！事后，就像今天一样，传媒纷纷口诛笔伐，慨叹人间何世，为何人们会变得如此冷漠无情，无动于衷。

但美国心理学家约翰·达利(John Darley)及比伯·拉塔内(Bibb Latane)不满足于民众情绪化的评论，对此进行了研究。他们寻找了一些事先不知真相的参与者，与一名假装癫痫症患者共同进行了一组实验，让他们以一对一和四对一两种方式，展开远距离观察。事后的统计数据显示出有意思的一幕：当假装癫痫症的病人大喊救命时，在一对一的那一组，有85﹪的参加者冲出工作间去报告，但在四对一那一组，却只有31﹪采取行动！

在另一组实验中，他们找来参与者到实验室填写问卷，其中一组为独自一人在房中填写，另一组则3人同时在房中填写。期间他们把烟雾导入房中，结果，前者有75﹪向主办单位示警，后者则只有38﹪。

两人于是总结，众多的旁观者分散了每个人应负的责任。大家因为“总会有人做”的想法，为自己什么都不做提供了心理上的借口。这种“袖手旁观效应”可以进一步用两个概念来解释，分别是“责任分散”(Diffusionof Responsibility) 及“多重忽略”(Pluralistic Ignorance)。

所谓“责任分散”，简单来说，就是横竖有这么多人在场，总会有其他人帮手，无需自己操心。

所谓“多重忽略”，简单来说就是看到既然那么多人都不出手，便会猜度其中的理由：或是问题并未严重到需要出手，或者背后有些自己尚未察觉的原因，因而犹豫自己出手会否太过突兀，就是所谓“社会认可”(sociallyacceptable)的问题。前述凯蒂·吉诺维斯命案中，那38名没有采取行动的人，事后在接受调查时说，因为他们以为当事人是男女恋人，因此没有察觉他们的争执是一宗凶杀案的前奏，没有采取行动，是怕成为“不知情识趣”的闲杂人等。

此外，亦有评论将人们的不作为归咎于环境与制度。究竟这是一个鼓励好人做好事，还是因为高压而让人性受到扭曲的环境与制度呢？

在一个不鼓励人见义勇为，不为弱势社群请命、维权的社会，大家还剩下多少侠义之心呢？当卖假货者可以一夜暴富，太多人因司空见惯而变得麻木时，谁还会为区区一条小生命动半点恻隐之心呢？

真实案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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